CURURU

與孫志新堂相比，聖莊（港大年代最久的一間舍堂，建於1912年）看到的捨堂制度應該更有代表性，也更令人難以忍受。朋友在聖莊足球隊訓練過一段時間，絲毫沒有體會到足球的樂趣，因為所有人像瘋子一樣在乎hall的榮譽；樓裡每月要開一次長達十小時以上的樓會，類似軍隊裡的民主生活會加小型批鬥會、表態會，氣氛恐怖；迎新期間每天只允許新生睡兩三小時，要求新生反复背誦學長的姓名、專業等等，一個字不對便遭大聲呵斥，除此之外還有花樣繁多的變態“傳統”翻來覆去地折磨新生，幾乎可以達到酷刑之效果。承蒙聖莊院長湯牧師照顧，大陸和外國學生能夠倖免遇難。有人辯解說舍堂制度是英國的傳統，我並未仔細考證，但入鄉隨俗，港大的捨堂制度似乎教導對自由的恐懼和對集體專制的熱愛。是不是因為，這樣的教導能讓學生們在工作中能更好的為西方大公司賣命？自由社會終將葬送在不懂珍惜它的人手裡。

舍堂文化則無非港大捨堂的意識形態而已：對於一個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、理性地組織勞動力的生產體系來說，那種不與客戶吃飯的自由是不重要的、不能忍的，甚至已被不認可為一種自由。相反，一切有利於這個體系的所謂自由（比如游行抗議消費稅的自由）則被視為至高無上。 “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”在不同的社會裡有不同的含義，一種體系裡的自由未必能得到來自另一體系的目光的嘉許。

大學教育主要是培養合格公民.公民道德,判斷,責任,紀律等等.當然公民定義也是與時俱進,估計香港的這套有些落伍了. 內地大學是有許多人有質疑自由精神,不過很多人都沒公德心,沒有責任感,這點香港教育還是不錯.香港教育是挺需要反省,我能聞到殖民地的氣味.英國人發明的管理體制讓香港既繁榮又單薄.不過過去最好的打工仔可能已經落伍了。

李兆基堂的warden在最後一次high table的時候就批評李兆基堂的社堂文化有問題,好像鼓吹大家say the same thing, do the same thing and share the same rationale and value … 這個所謂的社堂文化其實非常的有意思，很值得深思。這是一種社會極權和腐敗在相對單純的大學生活裡的有限的體現。雖然有限，卻又有著無限的前瞻性。在這裡可以滿足一小部分人膨脹的權力慾望，駕馭慾望——同時又沒有任何約束。另一部分人，為了種種原因(或稱利益)而妥協，且各有各的妥協藉口：“培養歸屬感”，“蠻好玩的lar”,“識時務之舉”……

僅就社堂文化而言，我倒是覺得那才是真正被閹割過的——高桌的本意，原是精進美好的。 “閹割”的意義就在於，有著樣式，沒了功用。一旦樣式的存在高於意義的存在，也就沒有人深究它的功用了。

朋友說他不曾參與過多少舍堂活動，按照某種說法，是沒有資格談舍堂的。不過禁不住想談談自己的想法，原想說幾句聊作討論，不料囉嗦得如此之長，而且這文章帶“氣”寫成，怕是經不起深究的。

一
我初來乍到，舍堂已經有一個模範標準希望我如何如何。等待我的不是有待我探索的機會與可能性，而是一個已經訂好的標準，我只是一個學徒，我所要做的只是模仿與遵守。舍堂不關心我個人的興趣愛好，他們要的只是我的服從與奉獻。比如，舍堂的不同樓層有不同的樓層文化，然而任何學生無權選擇甚至預先知曉自己所分到的樓層。
每年秋季開學，舍堂要辦新生營。我聽聞過來人種種描述，暗中慶幸自己免過此劫，不過看到過貼在電梯裡的招聘新生營組織者的宣傳海報，依然一怔。海報只有一句話：“對於舍堂，他們（新生）一無所知……”。
無知是我的原罪，我應該認真聆聽訓誨，剿滅原罪——我要遵從“眾意”，從內心到行動。而什麼是眾意？ ——是參與活動、奉獻時間、全心全力完成傳統的各種儀式、集體活動高於個人得失偏好……

二
與“眾意”相衝突的個人權益，是被壓抑、被遺忘的話語。深夜凌晨的“喊口號”，是習以為常的捨堂活動的一部分，然而我不曾聽到過舍堂裡有人發問，如此喧嘩，是否會影響其他樓層同學、或者附近居民的休息？畢竟為他人著想、不侵犯他人權益是何等基本的社會行為準則啊。往往在置身喧嘩之中的時候，我感到“眾意”的莊嚴與神聖，雖然它僅僅是一層樓之“眾”、一棟樓之“眾”。 “眾意”，不需要質疑。在什麼地方眾意應該止步、個人應該受到尊重保護，沒有人認真談論過。
在眾意為尊的捨堂裡，不需要一個外在觀者的我，獨立思考的我，敢於質疑的我。 “我”只存在於眾意這個標籤裡，我等於眾意，除此之外，不需要考慮別的“我”。與眾意不同的個人偏好，在舍堂的話語系統裡是卑微的、是羞於言說的。甚而也許考慮自身這種表述本身，就已經偏於失當了。
於是沉默而復沉默，遵從而復遵從…… 沒有人站出來說，作為一切標準的眾意從何而來？眾意的力量是這樣強大，甚至於新修舍堂也從“眾”如流，因為不以眾意為尊的捨堂，壓根就不是捨堂，“是沒有文化的”。眾意的力量是這樣強大，當收生慣例面臨修改，不參加活動的內地生面臨被開除堂籍的壓力時，許多人勸說“離群索居”的我，“你好歹也參加一點活動嘛，他們說得有道理，不能只享受住在這裡的權利，卻不盡奉獻的義務……”

三
我經常聽到教授對住舍堂學生學習情況不屑一顧的評價，認為他們只知道玩。不過針對這種評論，有一種很中聽很普遍的回應——“舍堂有教育功能”。教育什麼呢？教育你如何與人相處、讓你積累社交經驗。可是，我想問：如果要所謂“與人相處的社會經驗”，又何必來大學？更何況這所謂社會經驗，卻是此般“眾意”！
一所大學，到底應該首先是一個學術殿堂、思辨空間，還是一個社交空間、資歷車間？大學，是應該教人質疑，還是教人服從？是鼓勵思考，還是去除思考？
西方人讚同大學自治，而不應受制於社會權威。因為西人深知，一個社會只有包容與鼓勵個體的獨立思考，才能日新月異、永不竭鈍。
我踱步經過港大蓮花池的孫中山像，想起西人種種，我華人何嘗不能？國土淪喪，戰火紛飛，條件艱苦，卻依然有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中西會通、兼容並包、獨立思考、敢於擔當、不畏政府的教學處世之風。然而，惜聯大學人精神，最終卻在四九年後被“浩浩湯湯”的“歷史潮流”碾成齏粉。

“順之則昌，逆之則亡”——我們多少次拜倒在如此般名為“歷史潮流”的權力話語面前，而心甘情願地交出我們的大腦。舍堂“眾意”云云，又豈獨此一例哉!